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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5-13 10:02:39点击量: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
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3]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随后,习近平7月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在习近平看来,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提新常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有三处提到新常态:“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新网李金磊) [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2014年以后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2014以后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2014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5]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6]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如我们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了60%以上。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2013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7]
在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关键词提出6个月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讲这番话的。观察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发表“新常态”之论,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走向新常态的中国也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今天的APEC演讲标志着,习近平“新常态”之论进一步成形。
“‘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会议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记之一。”卢锋说。
当习近平谈论“新常态”时,他在说什么?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历来是中国领导人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路向和回应外界关切与疑问的重要场合。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4%,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唱空论调的出现。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轻松地说,他同时列举了诸多结构调整的积极迹象,包括就业持续增加,居民企业和财政收入稳增,服务业增势显著,内需不断扩大等。
、他进一步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包括:
——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习近平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习近平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卢锋评论指出,习近平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为什么是“新常态”?
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公报中评价过去一年执政成绩时提到了“新常态”: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了解中国政治的专家指出,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提及的新词汇、新表述,往往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党的理论家通常称其为“新话”。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
在卢锋看来,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引人注目,包括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强调;提出调控合理区间,将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左右”等。同时,以2013年秋天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为标志,强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改革。
他认为,提出新常态,以及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的强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科学而清晰的判断,这有利于“稳”住宏观政策,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
“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中国决策层直面失衡调整困难的决心,对中国经济形势特点给出一种合规律的解释。”卢锋说,“这可以引领预期、凝聚共识,引导海外人士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
尽管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据IMF的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增长0.3个百分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
他分析说,进入新常态后,由于总量规模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弱。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总是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中国转向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奥伯黑尔曼2014年11月9日在参加工商领导人峰会间隙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说,增长除了速度以外,质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企业那样,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驱动增长。
在APEC北京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表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此前一天,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为2014年APEC会议确定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并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点议题。
“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习近平在演讲中说。
“新常态”:一把理解中国走向的钥匙
习近平在演讲中阐述新常态时也提醒,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他强调,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虽然习近平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但专家们对他的上述判断普遍有共鸣。
卢锋具体地指出了新常态化过程中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等,都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调整和化解。
王小广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要进行结构优化升级等调整和改革,这其实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需要靠改革来化解风险。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习近平在演讲中坚定地表态。
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新常态论”可能有远超出经济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
中共知名的理论家施芝鸿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营造了“十个新常态”。
“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施芝鸿说。(记者吴济海、蒋旭峰对本文有贡献) [8]